追寻汪曾祺的足迹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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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干

 

汪先生去世的时候,我从南京赶到北京八宝山向遗体作别。汪先生静躺在鲜花丛中,放的不是常见的哀乐,而是《天鹅之死》。我那天有点失去控制,哭成泪人似的。后来我看录像,有些奇怪自己为什么刹那间悲痛从内心涌出不能自已呢。后来想想,我们这些人都有些依恋、依赖老爷子。他是一代人的教父。他走了,自然会如丧考妣。

鲁迅曾经是一代人的教父,这在书上、文学史上和报纸上经常会得到确认。而汪曾祺作为新一代人的教父,很少有人提及,也很少有人去这么想。我在《被遮蔽的大师——汪曾祺的价值》一文中曾经写过:“翻开当代的文学史,他的地位有些尴尬,在潮流之外,在专章论述之外,常常处于‘还有’之列。‘还有’在文学史的编写范畴中,常常属于可有可无之列,属于边缘,属于后缀性质,总之,这样一个大师被遮蔽了。”但是,随着时间的推延,随着文学本身大浪淘沙的洗礼,汪曾祺的价值在显现,尤其作为文学教父的身份在慢慢地凸显。

文学教父的价值不在于政治地位,不是因为占据了某个重要岗位就一定能够发挥精神领袖的作用。文学教父也不是博导之类的学术位置,并不是收了多少学生或者带了多少徒弟,而是对年轻作家的精神熏陶和滋润。鲁迅当过大学老师,后来成为自由撰稿人,鲁迅在大学里无疑影响了很多的青年学生,另一方面柔石、萧红、萧军等并不是在鲁迅任教的学校读书,他们反而比那些在大学接受过鲁迅教诲的学生,更具鲁迅的文学精神。汪曾祺没有当过大学老师,虽然后来也间或收些“学生”,比如1980年全国短篇小说颁奖时,接受赵本夫的跪拜,算是当了师傅,收了弟子。但汪曾祺对青年一代的影响,更多地还是通过他的文字和作品。比如他对阿城《棋王》的评论,影响的不仅仅是阿城这样一代人,对其后的年轻作家影响更为深远。徐强在年谱中提到,1993年在海口、三亚召开的蓝星笔会,在一般的文学史和文学研究中很少提及到,而当年汪曾祺和之后驰骋文坛的王朔、刘恒、苏童、格非以及评论家陈晓明、王彬彬等人交往,就是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。因为当初参加会议的全是青年作家和评论家,唯一的老作家就是汪曾祺。作为蓝星笔会策划者之一,我目睹了青年作家们对汪曾祺先生的崇拜敬仰之情,只是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,老先生被簇拥和爱戴原是因为青年作家对文学教父的无意识的认同。

铁凝在汪曾祺去世十周年的会上说到汪曾祺对她的影响:“汪曾祺先生是当代中国文学界的一位大师,他的文学成就一直受到文学界的高度肯定,他的作品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。他的学养、人品和文品,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汪老去世前,我曾有机会多次与汪老交谈,他幽默机智的谈吐,乐观爽朗的人生态度,贯通古今的学养,奖掖后人的热情,时时感染着我,‘与君一席话,胜读十年书’,从汪老那里我体验最深。他的音容笑貌,至今可以清晰浮现。今年新春之际,我和几位同事走访在京的一些老作家,那时我常常会想起,要是汪老还在世该多好,我又可以走到他的面前,和他聊天,听他富有感染力的教诲。”另一位女作家王安忆,在《汪老讲故事》一文中说到她和汪曾祺的一段交往,“曾有一次在上海金山开会,汪曾祺注意到我的发言稿中有‘聒噪’二字,便问我的‘聒’从何得来。我说并没有什么地方,就这样很平常。他让我再想想,我想了想,说:‘是从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里得来。’他便说:‘这就对了,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是谁译的?是傅雷。傅雷是什么人啊?’傅雷是学贯中西的译家,古文的底子非常厚实。汪曾祺是极重用字的,如今这一派天真纯朴,实已经是经历了二次否定的皈依。其间的奥妙,是大有文章可做的。”铁凝、王安忆对汪曾祺的理解,是从一个晚辈的视角看到前辈的精华,同时更多地也是看到了一个小说家的情怀。

徐强先生的《汪曾祺年谱》让我作序。我犹豫再三,不知如何下笔。前面说了那么多,无非是表明徐强的这个年谱有价值。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当代作家都有年谱,但价值如何呢?不好说。汪曾祺的年谱,价值是多方面的,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,因为汪曾祺先生一生跨越了两个文学时代,他的写作发源于1940年代,这是现代文学重新认识发现现代性的时候,而汪曾祺的创作高峰是在进入1980年代后,也是中国当代文学重新回到新文学的起点上。他跨越这样的时代,连接着巴金、老舍、赵树理、曹禺这样一些现代文学大家,同时又是现代作家进入新时期文学创作并成绩卓着第一人。很多现代作家进入到当代之后依然写作,但基本上属于续貂型的,甚至影响颠覆了早期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。而汪曾祺在当代几十年的写作,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写作,不仅超过了他自己早年的作品,也超过同时代人的作品,这种“逆生长”的原因何在?我们在《年谱》里或许能够找到答案。至少《年谱》提到一些鲜为人知的人和事,对于现代文学史也是一个补缺,而对以后的当代中国文学史写作更是一个提醒。

汪曾祺有句名言,“流动的水,是语言最好的形象”。在阅读这本年谱时,我意外地想起汪老这句话。也许我是觉得,年谱又何尝不像语言一样,也是一种流水缓缓逝去的形象呢。一年一年过去,一生就像流水,而时间,是让静水流动起来的落差。作家的平凡肉身,如世间所有生命,根本无法摆脱或缓解时间巨大的推力。好在有文学,文学说到底,不过是一门对抗时间的艺术。好的文学作品总是能抵抗时间的落差,经久传世。这是全体人类的幸运。文学与时间,始终紧密相关。一位作家如何走过他的一生,也定然是后来的读者研究者在阅读与品鉴其作品时,无法忽略的问题。当然,还有空间——空间与时间构成一个人在世间活动的经纬刻度。汪曾祺的一生辗转多地,从南到北,从东到西,历经江阴、昆明、上海、江西、北京、张家口多地。这些迁徙之地,也以各种方式印迹在他的作品里,是我们无法忽略的。而年谱,简单些说,或许是勾画出一种时间、空间的经纬度,这种刻度与作品一起,让作家的形象与研究三维起来、立体起来。

年谱的编撰和研究,是一件非常枯燥也是非常艰难的工作,尤其像汪曾祺这样“不爱惜自己羽毛”的人,从来不记日记,也不留资料,率性自由,不刻意为自己留下什么痕迹。年谱的编撰就是一个近乎“无中生有”的探轶和解疑。徐强的认真和执着,让我钦佩。他经年累月地在报刊的缝隙和史料的边缘处搜索,通过蛛丝马迹找当事人核证、采访汪曾祺的事迹,寻觅汪曾祺渐渐模糊、淹没的足迹,努力还原出一个真实的汪曾祺,居然洋洋经营80万字之多,可赞可叹!我周围的朋友中,有一大帮“汪迷”和“汪粉”,他们对汪曾祺先生的热爱和寻觅,已经让我极为惊讶,而徐强的工作更为笨拙和愚憨,也是这种笨拙和愚憨让他的年谱成为一种历史性的文献。当然,我也隐隐感到徐强在探轶和考寻的过程中,又时常产生某种愉悦和快意——发现的愉悦、解惑的快意。

现在出版的虽是简本,但依然能够清晰地呈现出汪曾祺在人世间弯弯曲曲的足迹。常有人讲,人生最好的事,是这世界上还有人记得你是如何度过一生的。这句“鸡汤体”的话,却也阴差阳错道出身为写作者的一生旨归,不为留名、不为逐利,只是留下一些篇章文字,以及在世人心中留下一些美好回忆。雁渡寒潭,本就不是为在寒潭留影,但却是大雁飞翔的身姿与方向,为人间传递着季节更替的信息。